此李楠非彼李楠

文／陈智勇

         在中国摄影界，名叫李楠的，有两个。一个是山东的摄影师，一个是广东的图片编辑（总监）。因为都是脚脖子（比大腕要粗，曾璜原创语录），所以常常容易令人混淆，以至于别人谈到李楠，我不得不张开爆牙冷不丁地问上一句："你说的是哪个李楠？男的还是女的？"身份的鉴别，倒底是哪一个李楠，梳理并确定身份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性。

         《身份》是摄影师李楠的一组人物肖像作品，在"身份"中，有老人，演员、空姐、公务员、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军人、犯人、病人等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李楠还会去增加更多的"身份"。他把人的身份作为一个影像展示，相同或不同身份的人整合在一起，用对比的手法来呈现。这些人物成了表达他思想的载体，或者说是表达他们自己的演员，将这些本来素不相识的人通过影像让他们在此刻相聚，这样的安排有着某种不期而遇的效果。

         摄影师李楠在他的影展里有这样一段自述：

    《身份》展示了社会专业分工及高度职业化导致的人作为单纯个体的丧失，以及个人在这种已经完全符号化的公共身份中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我们可以籍此重新思考作为个体的人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社会当中如何自处，以及社会管理机制如何以丧失个人的独特为代价，从而有效地实施社会整体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放在当下的社会现实语境中来看，个人的身份感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职业化的自豪感，也少了哲学家们当初担忧的那种因异化而导致的内在焦虑感。这种意义上的焦虑似乎只在哲学家内心当中发生和存在着，而所有人的现实焦虑倒在于如何迅速地得到某种工作，进入某个领域，得到某种资格认证，从而获得某一公共身份以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并进而融入与整个社会管理机制进行利益交换的系统当中。这种高度严密的集约化的管理系统，职业区隔导致的人群类型化符号化，特别是个人在此系统中不由自主和浑然不觉等等问题，我希望通过这组《身份》图像的集合呈现让它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身份》中的每一张照片，都看似独立，相互失去关联，甚至是类型化的图像并置，有着一种将有机生命从现实世界当中分离出去的冷漠无机感。这种无机感恰如人的"身份"一样，"身份"消弭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从而将人转化为一种批量出品的型号统一的器具。他们服装一致，表情一致，使用高度职业化的类型语言，关注相同领域的事情，有着极其近似的思维方式。他们不再作为一群各异的个体存在。通过公共"身份"的认定，他们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其中一个人消失后，另外的人会通过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其进行"身份"确认，然后迅速补充到这个整体链条中来。这组《身份》或许并无意于去揭示这种尴尬，但它对个体在现实社会当中迷失的这一事实处境，作出了有力的表达。

         通过《身份》的确立与认定，摄影师李楠找到了如何透过社会日常生活的表面现象，发现并挖掘有意味有趣味性的题材，提升了对身份的理解，加强了画面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的延续性和差异性。采用影像对比的手法，主观陈述的图片编辑方法，在提炼了读图愉悦性的同时，也添加了《身份》的韵味。

         《身份》的对比，在《此李楠非彼李楠》一文仍具有把玩和可比性，在此，不妨把图片编辑李楠的部份文字嫁接和移植过来，限于篇辐，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但对拍摄、编辑、解决不同身份读图者等观点注解，其言辞仍不失之精华。

         图片编辑李楠的《培养读图能力 构建对话平台》节选：

       ......

     在报纸内部，总编辑、版面编辑、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四者评判新闻图片的不同立场影响着图片使用的结果。

      ......

     图片是用视觉语言表达的作品。视觉语言是图片表达的一种特有语言，它有着自己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既是一种无国界的交流极其广泛的语言；又是一种能够产生丰富多义性的语言。任何一张图片被认为"好"，其实就是这张图片被"读"出其视觉语言所要表达的精义；任何一张图片也只有被观者"阅读"了，它也才具有社会意义。同时，观者的阅读品位、阅读习惯、阅读方式乃至阅读时间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着图片的视觉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因此，一方面，总编辑、版面编辑、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在新闻图片生产系统中处于不同环节、具备不同功能、享有不同权力、承担不同责任，他们的身份天然存在着各种差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上角度将这四种不同的身份统一为一个身份--他们都是读图者。他们就图片选择所达成的共识与所产生的分歧，其实也都是他们在读图时读出了共同意义或不同意义。

      ......

     既然身份可以统一，那么就可以在四者间建立基于这种统一身份的对话语境。也就是说，图片编辑要想做一座坚实稳固不被压垮、又能四通八达联结各方的桥梁，不妨从培养读图者的读图能力入手，构建对话平台，使图片评判各方在一个语言通道里讨论。

      ......

     对于这样的专业人士，是否还需要进行读图能力的培养？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读图能力的高下实际上就能反映出拍图能力的高下。对摄影语言的理解能力的强弱，也可以反映出对摄影语言的掌握能力强弱。

      ......

     一张图片拍得好，也就是它的摄影语言运用得好，表达了摄影者所要表达的观点与情感。摄影语言的词汇，可以理解为各种摄影技术手段--技术手段运用得越丰富越灵活，摄影语言的词汇也就越丰富越灵活；摄影语言的语法，可以理解为画面中诸要素（单幅）以及画面与画面（组照）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交待得越清晰越完整越准确，摄影语言的语法也就越清晰越完整越准确；摄影语言的修辞，可以理解为各种摄影表现手法，仅"对比"一种手法，就可以细分出表情的悲喜对比、色调的冷暖对比、状态的动静对比、主客的虚实对比、结构的藏露对比、形象的大小对比、光线的明暗对比等等--表现手法越到位越巧妙，摄影语言的修辞也就越到位越巧妙。而所有这一切，集中到画面里，以视觉形式呈现于阅读者眼前，预期着阅读者的理解与共鸣。

     那些画面结构散乱、呆板、主体不突出、组照编排没有逻辑、大量重复等等为摄影界内人士所经常诟病的，其实也就是视觉语言的词汇单薄、语法混乱、修辞陈旧所表现出来的味同嚼蜡、颠三倒四、不知所云。

     ......

     总之，图片编辑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培养读图能力，构建对话平台，尽可能地与报社各部门多沟通多交流，也许是做好这项工作一个可行的切入角度。

         从图片编辑李楠的《培养读图能力 构建对话平台》一文里，关键字：视觉表达（拍摄）、读图者的身份、图片编辑的重要性。无论是摄影师李楠，还是图片编辑李楠，身份虽然不同，对于视觉表达、图片编辑的理解，理念上是趋于一致的。

         摄影师李楠的《身份》，其亮点是在图片选择方面，充分运用人物身份的对比，主观地突出并强化了人物的身份。《身份》最后一张有亡者遗像的多层骨灰架照片，看似突兀和吊诡，始终觉得那是摄影师李楠的预谋。他精心地布了一个局，再一次把读图者的眼睛用火柴棒将上下眼皮撑起，不得不看，不得不想。无论《身份》里的身份，在现实里是什么身份，终逃不过命运的桎梏，谁也回避不了生命历程的四个阶段，生、老、病、死。不管身份在现实社会处在哪个阶层，荣华富贵、贫困交加、或者平平淡淡，结局只有一个：殊路同归。

         从影像上来说，摄影师李楠的《身份》是不是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并不尽然。一张能摄人心魂的照片，除了内容与形式之外，还应准确地反映生活的细节。细节的捕捉是考量摄影师观察生活能力的具体体现之一，准确地传递影像的细节有时候关乎着照片的成败，在这方面，摄影师李楠的《身份》仍然在细节的推敲上有待商榷的空间。即便是采取摆拍环境人像的方式，依然应该呈现社会生活中本来的面目，要经得起检验。

         以两张照片为例（限于篇幅），一张是南街村开会，画面中的六个人貌似在开会学习，但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与回民民兵连的旗帜交叉陈列，以及靠墙而不挂在户外的三块牌子，与现行体制中约定俗成的规则是相违背的，党委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另一张是三个戴钢盔、扶住自行车的武警，左边一位肩上佩戴军校学员肩章，胸挂望远镜，斜挎手枪背带及枪套，表示他是指挥员；右边两位佩戴士兵警衔，虽然一个挎枪另一个没有挎枪，共同的特征是在腰带上吊着一根警棍。这张照片谬误之处非常多，为什么三个人有两个人佩戴手枪，军队是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集体，佩戴手枪有严格的规定，手枪是配给军官的，即使士兵在执行特种任务经过允许可以领用手枪，两个士兵一个有手枪另一个没有，岂不是厚此薄彼，没有一视同仁对待？为什么腰带上佩有警棍，手中拎的却是消防灭火器，而且灭火器的大小规格还不统一？警棍是警用器材，是武警内卫部队的常规装备，其他警种兵种不承担内卫任务，不予佩发；消防灭火器是武警消防部队的常规装备，军队的令行禁止、整齐划一在灭火器规格不一上没有得到落实，装备上的统一是军令如山的外在表现，警棍与灭火器同时出现在画面上，是部队建制的悖论，还是摄影师在道具上的穿帮？在警容风纪上，腰带的歪歪斜斜和松松跨跨，以及拖地的长裤和皮鞋，怎么看身份特征就怎么就觉得三个人不是军人；再说自行车，成建制的部队根本不配备自行车，如果有唯一的一辆，那绝对是司务员买菜专用的，不可能有更多的自行车。而且画面上自行车连脚踏板和轮胎挡泥板都掉没了，类似的艰苦朴素彷佛回到了延安的1943年。

         这样类似的错误，《身份》中还可以找得到，允不再一一举例说明。细节决定成败，《身份》没有能够避过观看者的审视。要相信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摄影师李楠说："从主观摄影上讲，我总希望用这种最直接的影像，最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不同行业的不同职业，让这些作品成为自己留给这个时代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经典记录，为这个时代留下一批值得后人研究的‘文物'"。既然摄影师李楠对自已有高标准、严要求，说出的话是如此的豪情壮语和荡气回肠，将《身份》视为影像上的人类标本。那么，在此，就不得不提到德意志人的描摹者，以人物肖像为切入手段，以人物本身为研究对象并最能直探事物本师的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4--1954年）。

         桑德的每一张照片里的人物，都是摆好看的姿势，精心刻意打扮过，人物的举止透着最适当的造型。透过木制的大画幅相机，从毛玻璃上观察被拍摄对象，冷静和诚实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是把所有的判断都交给了拍摄对象。让他们自已给自己定身份特征、表情与姿态。无论对象所属哪个社会阶层的身份，他都通过这种方式让被拍摄者去判定他们自己的阶层位置，从整齐划一的拍摄手法来体现出"以人为本、众生平等"的观念。他对对象的诚实与尊重，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通过单纯、正面的影像，以其超越桑德所处时代的其他摄影师的思维方式，达到以影像可以作为社会调查的最终目的，这是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方法。表面人物的形式，辅以环境和琐碎的细节，不仅仅表现的是人物的身份特征，身份的区别，而且展示出人物的内在特质，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原型。直到今天，他的影像散发出来的魅力，超越种族、国藉、地域、和意识形态；他记录了近代人类相同和共通的品质，那些展现着自信、骄傲和尊严的人物影像，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身份》从影像上的人类标本这个层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考量，《身份》仍然只是身份，一种表面化、程序化，人浮于世的身份。这种身份外表透着光鲜，实质空而无物，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肤浅。如何通过身份来传达人物潜在的精神气质，赋予生命的内涵，《身份》和摄影师李楠还有待于去伪存真，进一步探索与发现。

         桑德说："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出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桑德的话，与摄影师李楠共勉，与图片编辑李楠共勉，与所有看此文的朋友们共勉）

李楠，《身份》

         李楠

         1961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89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1993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先后在《山东画报》、《大众日报》担任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在美国《时代周刊》（亚洲周刊ASIANWEEK）、荷兰《 M 》、意大利《GRAZIA》等杂志发表。获第39届世界新闻摄影（WPP）比赛艺术类一等奖，佳能杯"亚洲风采"专业组一等奖、特别奖，世界体育摄影大奖赛特别奖，BASF创意摄影大奖赛"青年艺术家大奖"，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等奖项，1998年被评为中国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拍摄图片专题："中国针灸"、"练杂技的孩子"、"远嫁"、"盲孩子"、"福利院的孤儿"、"宽沟背铝人"、"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